至少有两种方式来定义“伦理批评。广义来讲，伦理批评指的是阐释文学文本的伦理模式或者伦理研究方法，历史上对文学文本的道德批评曾占居支配的地位。不过，与道德批评相比，伦理批评又具有新的特殊内涵。至少在1970年以前，战后英国占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特别是小说批评传统，在道德批评的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是伦理的。F. R. 利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是英语文学道德批评传统最著名的代表。这一传统体现在一大批评论家的著作中，从当代（Q. D. Leavis, L. C. Knights, D. W. Harding）到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如David Holbrook、Ian Robinson、Ian McKillop等人表现得比较明显，而John Bayley、Frank Kermode、Donald Davie、Christopher Ricks、Martin Dodsworth等人则是以含混、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这一传统并不是源于利维斯，他却是通向战后英国文化最主要的桥梁。在利维斯的著作中，对于价值的特定评估至关重要，或许这是其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标识。如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高度肯定了他称之为“极其出类拔萃的少数”伟大小说家的崇高价值。这些“极少数”作家的作品“富有生机勃勃的能力去体验，令人尊敬地公开直面生活，具有明显的道德强度。”对于利维斯来讲，正是这种道德关注的强度把这些极少数小说家与那些缺少道德关注的作家区分开来。伟大的小说家亦是伟大的道德评判者，同样，伟大的评论家亦是如此。支撑利维斯批评大厦的支柱是假设文学批评“须公开面对情感洁净和道德价值”以及普遍的“精神健康”问题。评论家以道德标准来评判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的道德价值部分地依赖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评判的价值，以及其中发挥作用的道德智慧。

 

 

尽管利维斯对英国文化而言至关重要，他在美国评论界（Marius Bewley，肯庸评论家们（the Kenyon critics））亦有一定的影响。战后美国批评界，道德批评的确同样是显著的潮流，如果说不像在英国一样占居支配地位的话，常常是有所偏转而显得更为不同。在美国，莱昂内尔·特里林最为著名，但从更长时段来看，韦恩·布思则更具代表性。布思的《小说修辞学》显然是叙事理论伪科学分类手册的最早典范，这一点与结构主义对小说理论的影响有些相像。事实上，布思准-叙事学的术语和分析模式伴随着持久而强有力的道德主张。对布思来讲，小说修辞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根本上是对读者的调控，读者又总是因向善或向恶而受到调控。所以他开始研究“叙述模式”和道德（或道德缺失）之间的关系。像利维斯一样，布思的道德主义在实践上一直是评判性的：19世纪英语传统中伟大的道德现实主义者是道德和美学参照的关键。与此相对照，布思要么使现代主义作家变得看起来像19世纪的现实主义者，要么便是贬低他们的作品。

 

《小说修辞学》

【外文名】THE RHETORIC OF FICTION

【作 者】[美] 布斯（Booth，W.C.）著；付礼军译

【出版发行】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1987.02

 

利维斯和布思代表的英美批评传统兴盛于很少受到质疑的一系列假设。首先，大多数道德评论家家坚持现在看来是一种有趣而天真的信念，即模仿论原则。无论所探讨的话语多么复杂，至少两代评论家们倾向于像谈论生活中的人们一样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好像两者之间无甚本质上的差别。第二，道德评论家都是普遍主义者：作者和评论者都坚信他们能够知道对所有人来说什么是善和恶。第三，评论家像高等法官一样充当着读者的向导和导师，特别是对学生们来讲，他们缺少评论家们的知识、经验、影响力上的自信，他们的辨别能力需要“引导”（布思语）。评论家是解析作家作品的祭司，而评论家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宛若父权制一样的等级结构。事实上，这两种关系自然反映了由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又发挥着历史和文化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在英国，这一切源于必胜主义、岛国的偏狭性质、对父权制形式和官方宗教的重新肯定以及战后数年间相应的、较为严格的阶级关系—资金充裕、自由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同样的一些因素在美国亦同样重要，这一点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从1945年开始，历经麦卡锡主义、古巴导弹危机，直到越战爆发，道德批评一直占居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

 

 

不过，对于批评的道德传统来说，60年代后期由骚动不安的学生引起的学院和智识生活的政治化表面上有所衰微。政治上更为复杂的、新的表征概念从欧洲大陆传入英语研究领域，主要原因是受到巴黎结构主义的影响。对于道德评论家们至关重要的模仿前提越来越摇摇欲坠。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兴起和分化促进了历史和文化唯物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道德批评总是非历史的，并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持有戒心，不再可能继续保持其原有面孔、不再可能有效地抗拒去神秘化。最为重要地，持续了三十年之久、道德批评效力赖以立足的普遍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女性主义者、非裔和亚裔评论者、酷儿理论家、后殖民理论家、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其它许多评论家坚持特定历史的特殊性、话语和主体位置，坚持言说表达（articulation）历史和文化特殊模式的重要性。单个道德评论家曾经根据普遍主义前提在原则上为整个人类代言，但是此前提在坚持差异（以及种种差异）的新观念抨击下已成明日黄花。

 

 

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在何种程度上、在其表面下、在其政治和历史的机敏性背后，某些旧道德批评的假设、甚至修辞总是一再浮现出来。“反对派”批评（“oppositional”criticism）在谴责文学中的道德价值是非政治、非历史的概念之际，却又总是难掩与他们试图远离的批评传统的相似性。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特里·伊格尔顿，一位扎根于利维斯主义的“左派道德家”。尽管伊格尔顿公开宣示对辩证法的兴趣，但其作品与利维斯的著作一样总是存在一种深刻的、将圣者与罪人区分开来的末世论冲动。关于这一点，在其持续不断地执著于英语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道德化传统中足以发现大量证据。其作品中明显的传统批评道德主义的变种在8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广泛，从某种程度上说在90年代亦是如此。的确，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操演的一个原则就是雄辩地将道德化结构与普遍主义或者宏大叙事分离出来，以及秘密地将道德化原则转变为微观叙事（micronarratives，一译小叙事）。

 

 

例如，与伊格尔顿、利维斯相比，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对于道德的关注同样为学界所瞩目。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力量的确在于其雄辩地立足于道德信念之上，其起源亦源自于此，而道德信念也激发了女性主义理论对父权制历史和道德的批判。非常直接的女性道德主义的例子枚不胜举：如吉尔伯特和古巴合著的经典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不仅论述了19世纪女性文学传统，也详尽阐释了女性文学创造性的理论。她们认为女性文学创造性是一场与男性宰制意志的道德抗争，是对占居支配地位的男权阅读模式导致的压制后果的道德抗争。玛丽·达利的女性生态（Gyn/Ecology，1979）强调激进的女性主义伦理，对男权道德在道德层面进行了无情的猛烈抨击，以此确定了与其批判对象根本上的差别，同时又在某些方面与所批判的对象无甚差别（identity with）。或许最值得关注的是内心深处一直以美国道德家自居的埃莱娜·肖瓦尔特。她在《她们的文学》（1977）中致力于促进所谓的“女性评论”（gyno-critics），这种批评聚焦于女性文学的主题、样式和形式。在批评的城堡中，女性批评现如今像一场演练，修筑起善、正义和权利围起的栅栏以防御敌对一方的攻击。

 

《阁楼上的疯女人》

【外文名】THE MADWOAND IN THE ATTIC

【作 者】[美]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杨莉馨译

【出版发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02

 

我们可以看到，英美批评传统一以贯之地坚持道德的维度，而不仅仅是暗示持有不同的基本批评原理。但是这一道德传统应该与“新伦理批评”准确地加以区分。新伦理批评可以追溯至J. 希利斯·米勒解构的《阅读的伦理》（1987）和芭芭拉·海恩斯坦·史密斯实用主义的《价值的偶然性》（1988）。在道德主义众多千差万别的形式中，总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生产着一种自信满满的、确定无疑的阐释学。从利维斯到伊格尔顿，道德批评有赖于本体论的信念和认知论的确定性。无论多么细微和审慎，道德评论家在某些层面总是确信自身一定拥有正确的知识。道德家们总是假定存在并且能够通达一种或多种给定的真理，不论是表象背后本质的真理还是道德价值秩序的真理。虽然有时会受限于复杂的限定条件，这类真理在文学文本和思想体系中最终拥有客观的有效性，而思想体系成为描述、阐释、评价文学文本的依据。道德评论家也假定，从某一特定观点来看语言完全可以确定无疑地言说受到质疑的真理。道德批评一致行进在这样的假设上：文学中道德与表征不可分割，文学文本在其模仿的设计以外不可能有伦理的维度。

 

《英国文学的伦理批评》

【作 者】聂珍钊

【出版发行】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7.11

 

由米勒和史密斯开始，有一种理论和批评不仅质疑诸如此类的确定性，而且意识到这类批评活动与文学伦理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史密斯对绝对道德价值的观念发起了实用主义的抨击。她论述道，道德价值体系不可能存在给定的或者客观的意义，它们总是建构和设置起来的。它们总是牵扯到权力的问题，而不是真理—或者说作为权力的真理—的问题。她提出一种判断的批评形式：审慎而细心地拒绝客观主义并且小心翼翼地意识到自身的偶然性和偏面性。米勒的论著第一次论述了解构伦理与文学批评之间有机的联系。对于米勒来说，阅读伦理恰恰与文本真理最终的不可抵达性不可分割。阅读总是对伦理律令的回应。但是这种伦理律令来源于语言法则本身，坚持文本可以无限地进行阐释，没有哪种阅读可以将文本的秘密一览无遗。悖论的是，阅读伦理如是地忠实于文本提出的要求，我们违背了文本的要求并且由此对阅读的失败和不可能性做出伦理的见证。

 

[美] J. 希利斯·米勒 (J.Hillis Miller)

 

无论史密斯和米勒的论著有什么样的差异，它们标志着80年代中期以来伦理批评最有趣的主要潮流的开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在《重归正道》（Getting It Right，1992）中明确阐述了史密斯和米勒两人著作隐含的论证。人本主义者有时会申明文学理论并不关注伦理问题。但是理论与伦理事实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不过，理论并没有以明确无疑的术语谈论伦理问题。理论的伦理和理论中的伦理，是一种“严肃之缄默的”伦理或者是“原则上犹豫不定的”伦理；如果不可决定“忍受着道德带来的确定论，”那么它忠实于“严格意义上的不可决定论”。哈珀姆在“伦理”（1995）[1]一文和《伦理的阴影》（1999）一书中继续论述道，不应该把伦理视为一种犹豫不决的细微形式，道德“使伦理现实化。”但是正如伦理需要道德才能成其为伦理，道德同样需要伦理才能成为适宜的道德。由于伦理在道德内部实施着一种游戏，使其保持开放，希望使其免受暴力或者宰制意志的侵蚀，并且使其屈服于“一种自我-解构”；新伦理批评因而与旧的道德批评迥然有别，其运作并非植根于特定的价值而是植根于价值自身的无根基性。价值的无根基性自然会很快变身为一种价值。与哈珀姆不同，斯蒂文·康纳这位最早为新伦理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评论者提出了重要而有力的告诫。他在《理论与文化价值》（1992）一书中指出，新伦理批评的出发点（米勒和史密斯的著作）更加依赖于伦理思想和价值的绝对化习惯，其程度远比其作者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康纳论证道，这种现象几乎难以避免：如果他们将相对性提升到绝对的地位，那么伦理价值相对性的概念就必然意味着某种绝对。同样，绝对价值不断分裂成相对价值，绝对价值的陈述总是无休止地引发异议和争论，因而始终会被相对化。

 

 

文｜[英] 安德鲁•吉布森